在東京近百所美術館里,我最常光顧的,便是國立新美術館了。風和日麗的午后,靜靜地坐在館前柔柔的草坪上,斜眺那如波浪起伏般的玻璃帷幕,一些頑童在地面微隆的圓錐體上嬉笑著相互追逐,而我則側過臉去,瞇起眼來看陽光如何穿越那些自由通透的曲面,勾畫出這玻璃仙人球般的骨骼輪廓,它們時而清晰,時而迷蒙,在我的腦海里留下層層疊疊的重影……
一位曾在巴黎專攻攝影,現往返于東京、北京的台灣女攝影家,受雜誌社委托,前往黑川紀章先生事務所為這位國際建筑大師拍照。激動無比的她在會面時驚訝得說不出話來:紀章先生的臉上,貼滿了“OK蹦”!那天他分明是強打著精神,堅持回答了記者所有詳細的問題。15天后,便傳來了先生離世的噩耗!“從那以后,我就不敢拍攝人像了,因為先生那憔悴的臉總在我眼前,揮之不去”。
佇立在館內,那仿佛要貫通一至三層的兩個巨大的混凝土圓錐下,仰望最高層餐廳亮麗頂燈的光焰,再巡視底層咖啡座悠然自得的芸芸眾生,冰冷的混凝土上,自然波紋的光影翩然起舞,在這挑高的天井與無柱的空間中,顯得異常有活力,而這莫名的生命力,瞬間便與附近的公園林地呼息共存、融為了一體……
其實,醫師早已診定,紀章先生為不治之症,可他硬是讓家人瞞著不得外傳。那年陪同黑川雅之先生去廈門演講,他告訴我,哥哥去世后,家人前往其私房整理遺物,打開房門卻看到一堵令人震顫的牆:上面留下了無數紀章先生的指甲痕,有深有淺。在生命最后的關頭,他是如何強忍劇痛,摳著牆壁與死神搏斗著呵。每每想到這些,淚水便須臾之間盈滿了我的眼眶。
在東京近百所美術館里,我最常光顧的,便是國立新美術館了。據說,紀章先生一共設計過27座形態各異的美術館,不過對于我來說,有這大師生前最后的傑作便足夠了。我去國立新美術館,并不是為了看那些門票昂貴的畫展,而是時不時去傾聽一位充滿智慧的老人,在彌留之際所發出的生命的呢喃。(姚遠執筆)